【根叔剑桥演讲整理】呼唤理性

呼唤理性

李培根

剑桥大学演讲

20167

院士简介:李培根院士,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05—2014),现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机械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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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演讲照片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在剑桥跟诸位这些剑桥的高材生们交流,的确感到很高兴。

当得知希望我在这里做一个Talk的时候,我在想讲什么东西,肯定不能够讲我专业方面的东西,因为要是讲机械或制造的话题可能会没几个人有兴趣。后来想想,总归大家还是会关心国内很多事情,祖国的发展,国家工业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也有人会关心教育以及其它等等内容。我发现国内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是什么呢?现在国内方方面面的事情似乎缺少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理性。所以,后来就决定选择这么一个话题:《呼唤理性》,也就是今天跟大家随便聊聊的话题。

最近几年国内非理性的声音在变大,我不知道诸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在方方面面,可以说经济生活中间、政治生活中间乃至于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与南海有关的一些言论。这些非理性的声音当然不代表政府、不代表官方的观点,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变大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外的华人学子也需要去关注这些东西,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更需要理性。

西方文化中似乎更强调理性,实际上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讲,理性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是人。也就是说人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理性。启蒙运动时期就更强调理性。康德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无什么特别的东西,而且确乎是一切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东西,那便是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一段话我背得不准确,大体的意思是这样。这里关键是什么?理性,而且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启蒙运动强调的是自由,但是自由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讲西方理性,我们学校有一个哲学家叫邓晓芒,他对德国的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哲学有非常深的研究。他说到西方理性的内涵,主要是两大原则。一个是逻各斯原则,逻各斯原则就是强调逻辑的规范性。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确欠缺一些,为什么咱们自然科学落后,肯定和这一点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强调自由意志的超越。仔细想想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点理性没有,但理性表现不足应是事实。

有人(何爱国)比较东方的理性主义和西方的理性主义,尤其是新教的理性主义后,谈到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说东方的理性主义主要强调“理性的适应”,就是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我觉得说得还是有道理的。几千年来,中国多数读书人的行为似乎是如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西方理性对社会强调的是“理性的征服”,始终和社会保持一种紧张状态。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对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想一想理性的这两种形式,“征服”和“适应”,显然“理性的征服”总体来讲对推动社会进步更有意义。

下面回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来谈谈相关的内容。首先从“中国梦”讲起。今天这个时代,中国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关注“中国梦”。但我发现在解读“中国梦”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很理性。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梦”是很理性的,大家看一看他讲的:“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强调什么?强调每个老百姓的梦。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包括在主流媒体上讲话的重要人士,在解读“中国梦”的时候,主要把它说成是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国家崛起的梦。不能说“中国梦”不关乎民族复兴、国家崛起,但是最重要、最主要、最核心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每个老百姓的梦。应该是老百姓的梦在前面,其次才是国家崛起、民族复兴,这个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我觉得主流媒体上宣传的多是把这些东西给颠倒了。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先生叫朱继东,我不知道我们海外学人看过他的东西没有?他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差异在哪里,他讲了七大方面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讲什么呢?第三个差异——根本价值不同。他讲“美国梦”是强调个人价值,体现的是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梦”强调什么东西呢?集体主义,这个好像令我们很自豪。的的确确我们社会里有很多学者也好,老百姓也好,还是有一种“国家主义”的情怀。我这个年纪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那样,国家好了你才好,所谓“大河不满小河干”之类的话。其实理性地想一想,这种话是有问题的。“中国梦”的理性表现在首先是老百姓的梦,所以我说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很好的,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先有老百姓的梦,后面才是国家的梦。

回头再看看习近平2013年6月份讲的话(与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朱继东那篇文章是在习近平这一讲话之前。习近平同志强调什么?我不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他强调中国梦和美国梦实际上是相通的,我觉得总书记的这些话是非常有理性的,并非如朱继东所言“中国梦”表现出与“美国梦”的根本价值观上的区别。

再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讲也是理性的。这里头包括24个字、12词,每一个词表现的都是好东西。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实现?实现的途径是什么,这却需要中国人进行理性的思考。

说一说发展的理性,今天就随便从几个方面去说一说。大概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在人大会上有一个发言。我讲什么呢?别把发展的道理说得太硬。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就讲“发展是硬道理”,当然我认为邓小平当年讲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太落后了。但是随着我们持续地发展了很多年,而且后来这个发展硬道理在实践中变成GDP是硬道理。前两年以来雾霾给中国人民一个很大的警醒。但是你说保护环境这些话,包括“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等这些话没少说,不是这几年才说的,早就说过了,但问题在什么地方?那是软道理。我们讲优先发展教育,这些很有道理的话不是没讲,但是那些个道理,在GDP是硬道理的实质下都变成了软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发展呼唤理性。

雾霾是不是罩住了中国的美丽?遮蔽了人们栖居的诗意。顺便说一下,这里讲栖居的诗意是引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人,诗意地栖居”中话,他讲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当然不是讲住房,而是关乎人的存在、生存。德国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引用了荷尔德林诗中的话,所以《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变得很有名。雾霾使我们的生活还有多少诗意?诗意没有了。其实现在发展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理性思考。前年我退下来之后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普通的学生班。有一次我带他们到农村去看,主要看两个内容,一个是部分贫穷农民的生活状况,另外当然就带他们看社会主义新农村,也要给他们看看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展现的是高楼大厦。但实际上这里头也有问题,农民有些也有抱怨,为什么?我们自己想一想,如果这里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比较容易明白,原来以前乡间的池塘、菜园、猪圈等等那些东西,突然消失在水泥的森林中,乡村的美丽,栖居的诗意在哪里?我们想过没有?所以,实际上未来的城镇化,我觉得有些东西也需要我们理性地思考。

 

一个星期前,我们来的前几天的武汉(武汉是我生活工作的地方),大水围城,这都是报纸上报道的。这是大马路上面。如果纯粹只是老天爷的问题的话那也罢了,但是这里头的确存在着城市建设的非理性成分。当城市建设的理性被淹没的时候,暴雨导致的城市被淹没就绝对不是稀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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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幅图,这是武汉的沙湖,左边是2000年的时候,右边是2016年的时候,大家对比一下,面积小了许多,就是填湖所致。新华社也报道了,据说刚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武汉的湖是多少?解放初期的时候是127个湖,目前武汉城区的湖泊有38个,减少了多少?顺带说一下,如果怪罪武汉市现在的领导,那就太不公平了。这是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导致的结果。类似的非理性因素的例子,太多了,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近30年来中国的确发展非常快,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说不愁吃、不愁穿,我们的生活就有诗意。其实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应该让核心价值观中间的那些美丽、理性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这才是主要的。我讲那么多,说发展的理性最关键的是什么?很简单,人的意义,发展的真正硬道理应该是基于人的意义的,这才是发展的理性所在。

说到发展,自然首先想到工业,我就说说工业的理性。马克斯.韦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德国社会学家,他有一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讲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以前看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有野蛮的一面。我们不是资本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这些年中间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对财富的贪欲是不是更甚,在整个社会中非理性的逐利表现得很充分。另外,工业为满足某些人的过度的欲望掠夺了多少资源,这是值得全社会去理性思考的。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特的,值得全世界思考。我们要时刻思考我们的工业为穷人、弱势群体做了多少?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D. Light,美国几个年轻人发起的公司。他们做什么?就是做LED什么的。但他们做的LED光源之特别在于为穷人的照明考虑,让穷人能够用得起的,要知道世界好些地方甚至连电灯都没有。我们国家企业家们考虑这之类的事情还是少了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文明,一种理性。

工业理性当然要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对人的关怀一方面体现在对客户、对顾客的关怀,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员工的关怀。这里说一个对员工关怀的例子。在德国德累斯顿,大众在那里建了一个汽车厂。这个厂所表现出的环保、人文关怀令人惊叹。车间里头可以模拟9种鸟的叫声,晚上是黄色系的灯光,据说黄色系的灯光可以避免昆虫在夜间被侵扰,真的很佩服他们能想到这一步。更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们的车间里头有剧院级的音响,专业级的乐团甚至可以在车间表演。你看工人可以在身旁是汽车流水线的环境里听演奏。当然啰,我们跟国外的确有发达程度上的差异,也不是说我们要马上学着这样做,但是对员工关怀的意识要有,只要我们的意识跟上,具体做到的实际技术水平达不到他们的高度是没有关系的。

讲工业理性,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善”。我这里特别把百度和谷歌拿来说一说,这个很有意思的。大家可能知道百度去年有一个什么事件(百度贴吧)?今年是魏则西事件,后来遭到很多老百姓网民的吐槽,觉得百度太不负责。不妨比较一下百度和谷歌,这两个公司的历史差不多,谷歌成立比百度早一年,上市也是谷歌比百度早一年。我们看看今天的谷歌,我真的是由衷地佩服他们,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你看他们现在在科技上对人类的贡献,今年什么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还有在生命科技方面,他们在做很多很超前的事情。反观我们的百度,不知道他们做出了什么惊人的事情。没有惊人的事情也没关系,但是你别做那些恶心的事情,魏则西事件就是很恶心的。

要追根溯源的话,我认为还是价值观上的问题。谷歌他们有一个叫不作恶的宣言,大家不要小看这一点。当然不会有哪个公司宣言作恶,但是真正能够把不作恶、做善事这根弦始终崩紧可是不容易的。谷歌讲了,他们作为一个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从长远来讲他们会得到更好的回馈,即使放弃一些短期的利益。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谷歌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做得不错的。百度呢?百度的核心价值观是简单可依赖,所以有人说百度的价值观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技术的层面。

谷歌在北京的研发中心总经理讲,谷歌擅长用科技手段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而且是一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够通过所谓的小快或者是微创的方式,而是敢做大事、敢做大项目。像他们的无人驾驶汽车技术,Loon气球这种事情,我们很少有企业家有这么大的气魄,如果只基于赢利的考虑,是断然不敢做这样的事情的。还有如美国的马斯克所从事的火箭回收,这类事不仅涉及前沿高技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情怀。

由工业理性很自然地会想到技术,技术这方面也需要理性。我想到一个德国的哲学家胡塞尔,他是现象学派的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一个“生活世界”的概念。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要基于“事实”,这个也没错。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搞科技的人容易一头扎进“事实”里头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这个就有问题了。胡塞尔提醒我们的正是这个,我觉得这是对的。当技术真正致力于人的生存,作用于人的存在的时候,它是特别美丽的。所以我讲技术的理性其实就要归结到人的意义,人的意义的具体体现则是人的存在。仔细地想一想,搞技术的人如果总是关注人的存在,在你搞的技术发明或产品中,能够让客户有很好的存在感,这样的技术或产品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举一个例子,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友张小龙开发的微信就是如此。大家在微信里头是不是有很好的存在感?是。

我去年到过德国Bosch,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他们给我们介绍他们的产品,令我们颇有些奇怪,因为他们感到很骄傲的东西是一些小东西。Bosch有一句话是什么?Technology to enhancequality of life,就是用技术改善人的生活的品质,他们非常强调这个。这就是和人的生存、人的存在联系得很紧密。实际上我们仔细想一想,包括前些时候媒体关注的中国人大量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那些东西,这恰恰说明什么?其实他们那些搞工业、搞技术的人就是比我们更关注人的生存质量。这是技术理性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或多或少有一点欠缺的。

技术理性还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涉及技术伦理。举个例子,现在很多科学家希望破解生命的奥秘,甚至有的人想扮演上帝,像基因编辑,婴儿定制什么的,等等。中国科学院未来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员,前两年写了一个大部头的文章,那个文章是要递到高层去的。文章的主旨是希望中国政府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间不要掉队。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本世纪中期到本世纪末。他举了一些标志性的事情,比如说以后女人不要生孩子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女士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们是不是很盼望这个?他美其名曰是为了免除女性的生殖痛苦,女人不要生孩子,当然就是机器生孩子。

还有就是两性智能机器人,什么意思呢?以后人可以找机器人作为性伴侣等等。但我感觉,当机器人甚至扮演人的异性伙伴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还诗意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反正我是怀疑这种技术的意义的。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技术的发展的确是日新月异,越是在这种时候,胡塞尔的提醒就越不应该被忘记,就是说不能够完全只是陷入科技所基于的事实中间拔不出来,忘记了人的意义,如果那样的话就是非理性的。

由技术很容易联想到创新,我就说说创新的理性。这里特别提一个东西,就是居前的、想象的需求,也就是说目前还不是现实的需求。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感觉到国家似乎应该把更多一点的资源,更多一点的注意力转移到居前的、想象的需求中。目前,我们国家的科技支持过于强调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现实需求。当然要适应和满足国家的重大现实需求,像国家重大专项,上一个五年计划中间就支持了很多,这都应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若把一个东西推到极端可能就是“问题”了。我们恰恰就忽略了那种居前的、想象的需求。实际上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现在的创新状况,我们也有不少创新,但更多的是什么?我把它们叫做“增量创新”,也就是说在别人基础上有些改进。虽然这种“增量创新”也有意义,但是最伟大的创新显然不是这种。我们国家真正的引领性的东西,原始创新太少。而一些居前的、想象的需求就可能引发出一些真正原始的创新、颠覆性的创新,也就是前人完全没做过的伟大的事情。比如说以前没有个人电脑的时候,微软打算推出个人电脑,他们面向的不是现实需求,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不敢想象电脑怎么能进入家庭。还有,Google正在做的Loon气球等,很可能是伟大的创新。因此,国家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资源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去面向居前的、想象的需求而进行创新活动。这里所揭示的理性是: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和科技工作者都不能太实用主义。

说说创新理性的另外一方面。我先举一个例子吧,智利一个建筑学家叫阿拉维拉,2016年就是今年,他获得普利兹克奖,这是建筑界最高的奖。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的代表性作品!怎么让他得到这个最高的奖,看看这个——“半成品的好房子”。这在中国绝对得不到奖,他却得了世界最高的奖。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人的建筑设计水平低,其实他是很高水平的建筑设计家。“半成品的好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为穷人设计的住房,他设计这个房子是半成品的。你看没有完全装修好,里面需要住户自己做一些装修,成为自己个性化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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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看了这则消息的时候很感慨,我感慨什么?你看在这些个西方国家,他们这些人心目中间在想什么?他们关注什么?按道理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应该更关注这些东西,似乎又不是。阿拉维拉思考的是,怎么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建筑”,这个话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什么意思?他说的前一个建筑是他自己心目中间本质的建筑,是真正的美的建筑,是真正的充分考虑人的意义的建筑。这种建筑应该远离后面的那个“建筑”。我理解后面的那个“建筑”就是那种唯美形式的、为了美而美的、远离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所以他要让本质的建筑应该远离那种唯美主义的、离开了人的意义的建筑,我觉得这种境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借用阿拉维拉的思想,是否可以说:让真正的创新远离某种创新!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创新理性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话题我相信大家是关注的,教育。我是这个圈子里头的人,我都不大愿意谈教育,因为说教育太沉重。我有一个观点,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人被遮蔽了。我们很多人讲中国教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要讲问题可以讲很多很多,讲一大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没说到点子上面去。那么何所谓人被遮蔽呢?先看一看我们的教育宗旨,我从小念书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一直到今天,只有细微的变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就是怎么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有人或许会问,难道你主张不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吗?不是,我也主张我们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这不能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们忘记了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教育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很简单,其实还是关乎人的意义。

我们现在对教育的理解是工具意义上的,希望学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尽管说我们需要人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最高的目的应该是“人的自由发展”!只有人自由发展了,他才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不是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之后他才能自由发展,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有点类似中国梦,你不能够说我们国家崛起了,然后再讲个人目的。一定是个人的发展在前。所以在现在这种理念下,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至少是不自觉地把学生当成了生产线上的产品。

刚才讲的关键是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说学生的自由发展。有人或许会问,这只是你的看法,有没有根据?我跟大家讲,这也算我的理性思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经讲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不知道在座的真熟悉这个话的女士、先生们有多少,坦率地讲我也是若干年前才真正理解这个意思。从字面上讲,今之学者为人,为别人?为己不是自私吗?不是,孔子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觉得今不如昔,他觉得以前读书人读书是为了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自己。那么现在的读书人是为了谁呢?为了实现别人的预期和目的,为了显示给别人看。所以孔子是主张“为己之学”的,也就是说更好地成为自己。他的这个思想真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还有一个话题也和教育有关,意识形态也需要理性。我当然能够理解需要重视意识形态,这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咱们国家如果不稳定甚至受到颠覆的话那也是很可怕的。但是我说过,在大学里意识形态不能够泛化,更不能够偏执。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其实是需要我们用理性来缓解和纾化的,不能去激化。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宽松的主要标志。文化革命、反右等等,历史上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太多了。其实总体来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最听话的。现在有一个事实上似乎成为贬义的词叫“公知”,是某些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蔑称。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是绝对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把公共知识分子整体污名化是有问题的。当然,他们可能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要看得多一些,批评和指出问题多一些,但不能把批评都等同于抹黑。

去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有几句话讲得很好: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做法,文革的思维。他的话是对的。其实,要实现中国梦,就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些对现实不满意、甚至常常批评政府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绝不是敌人。总之,理性处理矛盾。

怎么看今天的中国?部分人群中的观点的确是撕裂的。还是得理性看中国。大家不妨看一看狄更斯在《双城记》前头的一段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把这段话用到中国也差不多。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确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实力与国际的地位在大大提升。我经历过大跃进、文化革命等年代,年轻的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的确确是了不起的,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承认。尽管前面我也讲到发展中存在的非理性的一面,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总体上取得的伟大成绩还是要肯定的。另外一面,如果因为许多伟大的成绩,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也不对。所谓理性地看中国,就是说成绩和问题都要正视。核心价值观是理性的,但如何让国民真正对核心价值观的理性有正确的理解,这本身也需要理性。

海外华人学子都爱国,所以还想说说理性爱国。国内有些人表现得很爱国,但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声音。。 社会中也有很著名的人士,其言论却颇令人费解。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xxx其人,听说过吗?很著名的,也很红。我找出他在7月12号的言论,即针对美国最近在韩国布置萨德导弹的事,这是他发表的:“中国应效仿当初美国对待前苏联的方式,即:在朝鲜半岛划立红线,并宣布一旦美国装有萨德系统的飞机或船只驶入红线范围,中国就会坚决将其击沉!并且还将同时把美国布置在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一并摧毁,寸瓦不留。我也强烈反对美国部署萨德,但我完全没有他那个豪气。不得不佩服他的豪气啊!

我们的“爱国者”很多,台湾大选前,一位少将王洪光说,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正在成熟,地动山摇是怎么回事,岛内民众不亲自体验一下是不会觉悟的。我不知道台湾的同胞们看了这个话是什么感受,我看了都觉得蛮吓人的。还说,没有“九二共识”的蔡英文一旦上台,绝没有什么听其言、观其行的缓冲期。整个的意思是什么?马上解放台湾,也不多评论了,只是不知道他的言论为蔡英文拉了多少选票!

最后我要说的就是人的理性之要。讲了这么半天,谈到发展的理性、工业理性、技术的、创新的、教育的理性等等,人的理性之要是什么?我认为是独立精神。我这里说一说日本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跟张之洞同时代的,比张之洞大三岁。不同的是福泽没做过官,就是平民一个。大家看一万日元(类似咱们的一百元人民币)上的头像就是福泽谕吉,可见福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有意思的是福泽跟张之洞两个人都有一本同名的书,叫《劝学篇》。日本那个时候也用汉字,福泽的书中强调“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先有国家独立,然后才是我们个人的独立。也跟我前面讲的对中国梦的理解差不多,就是强调每个人的独立。张之洞强调什么?“人人与国为体”,呼吁“同心”、“教忠”、“明纲”。同心就是与朝廷同心。的确,张之洞跟福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福泽实际上受到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张之洞强调的还是儒家那一套。

陈寅恪是非常强调独立精神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节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独立精神在社会生活中间的表现,独立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可能因为以前几十年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中存在一个很大的、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人缺乏独立的人格,包括某些大知识分子。如果在读书人身上普遍存在依附人格,这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

现在大学中很强调意识形态教育。我有一个观点,至少意识形态不应该突破基本的人格底线。现在有些学校动员一些学生在网络上监督言论,如果是违法的言论,那当然应该监督。但如果不违法、只是不符合主流的观点,通过监控封杀,我不太赞成。还有的人去告密,这实在是不应该的。鼓励、放纵此类行为真的是对学生的毒害。令我感到很高兴的是去年元月份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好文章,我当时很兴奋。人民日报那篇文章强调不告密、不揭发是道德底线:不告密、不揭发与其说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不如说是一条道德底线,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告密使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冲击人们的价值判断,这条底线在大学里首先应该明确、清晰起来。我很佩服文章作者,我都没有胆量写这样的文章。

我们社会中非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犬儒主义。对公民行动缺少热情,对社会很多事情都不关心,袖手旁观。其实一些人能看到很多问题,不是没看到,但就是采取犬儒主义的方式。“不能够表达良心,人便渐渐变得了没有良心,在有的环境里,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够活跃的状态。许多人碰到与善恶、是非有关的事情不敢管,也不愿管,甚至连议论都不敢或懒得麻烦,他们独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联系。” “当大多数人从怀疑转变为否定和拒绝良心的时候,社会便陷入了犬儒主义。”(徐贲:当代犬儒主义的良心与希望)

今天讲那么多,就是呼唤理性。我的视野有限,国家诸多大事,生活中众多小事,都需要理性,绝大部分我都没谈到。但讲这么一点点,希望引发更多的人思考。海外的学人尤其要有责任,不管你今后在哪里,哪怕你在国外定居,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份责任去关注祖国的事情。

这里引用萧伯纳的一段话:“我相信大学代表着未来和过去,…大学代表着热战中被忘却的东西,代表着匆忙的日常生活中被放到一边的东西,代表着我们应该而没有思考的目标,代表着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和我们缺乏勇气去提出的问题。”

在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年代,大学必须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在一个家庭分裂、信仰萎缩和道德衰败的社会里,我们的国家极力希望一个新的社会模型的建立,它拥有知识和善良、批判和关爱、怀疑而坚定。这将极大满足我们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社会的需要,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弗兰克·H.T.·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这可是一个美国人针对美国社会说的话,我觉得可以拿来问问我们自己。

需要呼唤理性,实际上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间能够找到理性的成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思想更是富有理性,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理性的,在西方的一些启蒙思想家那里,也可以找到理性。应该在理性中寻找我们的道德良心,在理性中寻找我们被忘却的责任,在理性中去寻求共识,也希望让理性伴随着我们自己成长,也让理性使我们通向中国梦。我就说到这里。

以下部分为听众问答:

 

听众1提问:谢谢根叔这么精彩的一堂课,那么我想问一下您之前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型的、有影响力的一个大学,特别像华中科技大学或者剑桥大学,应该怎么样具体去做,去推广这种理性精神。

讲者:我在任华中科技大学时一直呼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的核心是什么?让学生自由发展,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当然坦率讲作为学校官方成文的东西不可能像我刚才讲得那么具体。我写过一些文章,还有一本《认识大学》的书,关于教育理性的一些观点在那里都有。大学管理者不能够从只是工具意义上去理解教育,需要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坦率地说,现实中大学校长即使富有教育理性,实践中会有一些阻力。至于说其他一些方面的话题都只可能零碎地点到,有些东西也不可能说得很透。

 

提问:我补充一个问题,这样是要我们公民自发地产生这种理性思想,还是说通过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去把这种思想推广?

讲者:大家都有责任,首先我们自己有责任,理性不是一定要靠学校老师在课堂上面去讲,当然教育确有责任。由于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的确我们教育中就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有时候甚至一个校长也很难去改变某些东西。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师也好,每一个学生也好,自己有责任,我们自己需要独立思考。有人讲中国还需要某种意义上的启蒙,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但是有一些人批判那种说法,意思是有些公共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要启蒙老百姓,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启蒙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我们自己来启蒙自己,不是说由少数几个思想家来启蒙大众,不是这个意思,首先是我们自己要觉悟。对于我们年轻的学者、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讲,更有责任去启蒙自己,更有责任去独立思考,其实就是通过自己的理性思维而达到启蒙。

 

听众2提问:根叔您好,我有个问题,您对华中科技大学在今年取消泼水节这一行为有什么样的看法?

讲者:这个话题我就不评论了,实际上不是今年取消的,是去年就取消的,去年的同歌同行和泼水节都取消了。一直到今年,还有学生问我这个话题,也有问涂鸦那个事情的,我都没有评论。

 

听众3提问:我叫您李老师,老师好。谢谢您这个报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很受启发,我想跟你一起分享的就是前一阵看过你的一个演讲,那个题目就是《人在哪里》。我当时看了之后,特别有感触。作为一个老师不管我们做什么,其实只要我们想着“人在哪里”,很多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很想跟在座的分享我这两天的一个经历,我星期六才过来,这一次过来的时候我住在一个房东家。他领养了一个中国的女孩,9个月大时领养过来的,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是9岁了。…(略)我当时就特别的触动,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作为父母也好,作为老师也好,如果我们心里真的装着人,…(略)

讲者:对,我赞成。你这不是问题,你讲得很对。

 

听众4提问:李老师,我想请教您一点关于专业的东西,因为我是学机器智能语音识别的,你是机械制造这方面的专家。我想问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每一个技术的发展到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些入口的,像语音识别最早支持它进去的是安全系统,然后慢慢进入互联网,然后进入智能家居这个领域。像人工智能做了这么多年,虽然在理论上、技术上取得很多突破,实际上到现在来说也没有完全走入人的生活。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机器人也好,智能机器人也好,它们进入人的生活里,一个很好的入口在哪个地方?就是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机器人大量使用的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制造行业里面?

讲者:在制造业里头应用的机器人,像工业机器人已经是很成熟了。工业机器人当然也将朝智能机器人方向发展。服务机器人的确是很好的一个入口,未来这些方面的应用会越来越广,现在已经有很多需求。在家庭领域,帮着做一些事情,扫地机器人已经有了。我现在都想以后我老了需要一个机器人陪伴我,假如说这个机器人能够很好地模仿我的外孙女的形象、声音等,能够跟我有一些交流,那我就太高兴了。总而言之服务机器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领域,现在国内在这方面,很多人已经在这方面投入,我们的企业家也在关注,不光是学者。假如说你们要在国内做的话,我相信会找到很多机会。

 

听众5提问:现在大家做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实验室的环境,其实只有很少会成为产品。语音识别从实验室到能用已经走了70年。人工智能从60年代到90年代基本上没有大的突破,直到2006年的时候大家才重新关注它,但是具体能怎么用还存在问题。我就比较感兴趣的是,第一步可能在哪些领域?服务领域当然是很需求的了,因为服务领域机器人可以提供相应需求的服务。

讲者:现在很广泛,服务的领域本身就非常大,不光是家庭的,如导购、导游。在德国的天鹅堡,德国人发现到那里旅游的中国人很多,所以他们用机器人帮着讲解。服务的领域本身就非常非常广,有些可能的服务领域还需你们自己去想象。

 

听众6提问:你好,非常感兴趣您的讲座,您之前提到了独立和理性,首先独立的前提是你要不依附于别人。国内现在好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您认为私立大学在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是什么地位?就是有没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好的私立大学?

讲者:近期我认为很难,至于多少年以后会变化我现在也很难说。

提问:之前出了一个南方科技大学,但是最后也…

讲者:南方科技大学他本来就是公立的,一开始就是公立的,根本不是一个私立大学。

提问:一开始设想得很好,但是最后也是被现实打败了。

讲者:他根本就和私立完全不沾边。假如说清华、北大这中间有一个学校被私有化了,会是什么后果。或者说有一所类似于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他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而又是私立的。客观上讲,私立学校里头党的作用的发挥肯定比公立学校要弱一些,因为毕竟是老板说了算。如果党的作用发挥的弱一些的话,若是类似于北大、清华层面的学校,又是私立的,影响力又非常大,要出了一点什么事情的话,那是不得了。所以,这也是我讲为什么近期内中国不可能有真正一流的私立大学的原因,明白我的意思吧?

 

听众7提问:不好意思,错过了当时第一轮。听您的演讲我也记了很多,你很多次都提到了诗意,但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的诗意都是理性的。

讲者:这话也对。

提问:您是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讲者:非理性的东西所造成的很多后果通常不可能是诗意的,当然理性的东西不一定是诗意的,这话我认同。比如说像情感这东西,你谈恋爱的时候完全去强调理性,那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不知道这个话对不对?你如果很有理性的话,你就要明白谈恋爱的那个时候并不总是需要理性,不需要完全用逻辑思维推定。

 

听众8提问: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今天听了您的报告,我觉得理性对民族的发展非常重要。

讲者:对。

提问:而且大学校园就是启蒙的主要阵地,可是我觉得咱们现在的大学,因为本身就有很多非理性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学生悄悄地记录老师的言行,去汇报。

讲者:这种事情我是很反对的。

提问:那样会给教师和知识分子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另外,比如说学校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很多学校要求评职称必须有海外留学经历,我们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理性。就是说大学本身存在很多非理性的东西。如果在大学这种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理性还离我们比较遥远的话,那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整体地都富有理性呢?你今天提到另外一个我很有同感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总是强调硬道理,却忽视了软道理。比如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忽略了环境等等,而且我们也总是说稳定压倒一切。

讲者:我说的软道理还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常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演变成GDP是硬道理。像优先发展教育、重视环境、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等,这类道理并没少说,而且也说得很早,问题是那都成了软道理。所谓的软道理就是没能真正起作用,只是说说而已,是这个意思。

提问:对,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高校也有类似情况,比如说发表论文就是硬道理,搞好教学可能就是软道理。另外,高校教师的自由度似乎变小了,你觉得什么时候这些情况能有所改观,使我们能看到希望。

讲者:现在已经有所改观,绝大多数大学校长都能意识到教学的重要性。个人的作用都是渺小的,一个校长也很难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尽管个人作用很渺小,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尽可能地以某种形式有自己的表达。哪怕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不能够完全地做到自由表达(我也没有完全做到自由表达),但是至少不要做一些非理性的事,不要说那些非理性的话。哪怕某种理性的声音你不敢说出来的时候,非理性的话至少可以不说。每一个人可以从自己做起,我们自己都有一份责任。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时代还是在不断进步的。

 

听众9提问:我周围的同学都是大学生,然后经常会在网上对时事或者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发表一些评论和看法。但是每个人因为他的经历不同,他的观点肯定会受到自己的经历、包括家庭以及教育环境的一些影响,所以观点往往带有一点主观性。有的时候对于某些时事,比如说南海问题,我们接收到的信息肯定是不全面的,因为作为普通民众很多事情可能根本就无从清晰地了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网上发表言论还能称为是理性的吗?是不是就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网上会有很多非理性的言论,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关于大学生或者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个群体,您认为在他们获取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是否还应该对一些可能并不完全了解的事情发表一些自认为是理性、而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言论?

讲者:限于自己了解的事情真相的程度,限于自己的视野,限于自己的知识背景等等,导致自己有些看法不正确甚至非理性,这个不奇怪,我们不可能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非常理性的。问题是,尤其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自己要有独立的判断,我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不是对真相清楚了,这是正确判断的前提。另外,不要让自己不知不觉地依附在别人的权威里,完全受人役使。始终要清醒地使自己能有独立的思考,具有独立的人格。

还有一个是什么?要尊重别人的表达,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观点,现在网上有些言论看着都难受,非常没有理性,缺乏起码的对别人的尊重,这一点是需要年轻人把握的。

 

听众10提问:根叔你好,感谢您的演讲。您在演讲当中引用了很多西方哲学家的那些话,我想问的就是您觉得今天的西方社会是理性的吗?

讲者:今天的西方社会内部肯定还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另外在对我们社会的看法中也有一些不理性的成分。但他们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刚才讲到一个美国人就意识到他们的那个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也是社会中的非理性成分。包括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梅,她讲到英国社会存在着很多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办?看到问题,看到非理性,这本身是理性的。所以,问题主要不在于社会中是否存在不理性的东西(任何社会一定有),而在于能否揭示、正视那些非理性的成分。前面提到东西方运用理性的差别,“理性的适应”和“理性的征服”,大家可以体会。我们就是要善于发现社会中的问题,当然还要尽可能地去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听众11提问:李校长您好,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探讨理性与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把中国的制度和西方制度相比较,某一些可能完善一点,另一边的可能不那么完善。从长远讲,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趋于大同的情况,就是说向人类的本性去趋同,而不是说限制于某种社会形态。

讲者:坦率地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有些东西会慢慢地趋同的,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讲民主,民主这个东西,西方民主也有很多问题。中国有一些人说你看西方民主不是问题很大吗?所以民主不能当饭吃,当然不能当饭吃!仔细地想一想,西方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可能太多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东方民主、西方民主慢慢地就会更趋同,要过多少年我也说不清楚。

 

主持人: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小问题。

听众12提问:李老师你好,您刚才的讲座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说到创新最大的杀手就是时间点。恰恰我们现在感觉到身边充斥着各种的截止日期(deadline),各种的时间点。比如说在高校,三个聘期评不上副高走人。那么您觉得这类问题在国家层面、政策层面上面,究竟短期内有没有可能改善?如果说在没有太大的改进、改善的前提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适应这样的环境?

讲者:短期内改善的确还是比较难,因为我们这个体系决定了一些官员们首先要政绩。我举例子,创新教育当然是好事情,创新创业是好事情,应该鼓励的。但是上面一号召后,下面就一阵风,要政绩、要表现。据报道,今年某省30几个学校都成立了创业学院,实际上这都是创新教育中的功利表现。我呼吁过,别弄成功利的创新产业教育。之所以如此,都是政绩意识作怪。要改变这个也比较难,难在什么地方?中国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领导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剑桥的市长恐怕主要对下面负责,要对选民负责。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浮躁现象,多半源于此,短期恐怕很难改变。

主持人:非常谢谢李院士精彩的演讲。

讲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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